摘自《靳瑞教授在“研究生论坛”讲座实录》（2004年）

　　文化革命67年到79年，周总理派我们去海南岛、云南边界，专门进行脑型疟疾的研究。当时是美国打越南，大家都在山头打仗，当时有一种蚊子，它是没有阶级性的，美国人也叮，越南人也叮，哎呀，乱七八糟。叮完后，就发高烧，昏迷，不醒人事。美国兵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十，越南战友的死亡率和这差不多。所以毛主席就叫周总理立即派人进行研究。我因为几年前就发表了关于疟疾的文章，所以，可能是这样就把我抽出来参加疟疾的研究。一直持续到79年我才回来。70年左右，南航的副部长去海南乐东县城开会，要收复西沙群岛啊。这个会是不准人知道的。结果在开会的过程中，不停的传来喷嚏声。当时飞机场的场长和刘师长说，‘你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要找到广州中医学院在本地办的六二六分校里面有一个头光光医生，给你针一下就行了。我们这里从地下地勤工作人员到上天的飞行员，重要的病肯定是要找他看的。’我是专门给他们会诊的。后来那位部长就来找我了。我问完病史，是过敏性鼻炎。我想：如果今天我给他针，怕痛，明天不来，我就不知道他好不好了；如果我今天一针，好了，他也不来了；如果我针不好你肯定不来了，那我怎么知道针的效果好不好，怕痛不怕痛呢，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我给你针三次，第一次不痛，第二次痛一点，第三次痛到流眼泪。’那个徐副部长他说：‘枪林弹雨都不怕，怕你这个小针！’于是我就开始给他针了，就是迎香穴，我在迎香穴，扎完以后走啦，叫他后天来，他不来，我不知道刚才讲的那三个原因，什么原因不清楚。谁知道隔了一个星期他来了，一就是好了一半以上，二呢他的工作太忙。我说行。这一次痛一点，比以前痛的，我又再针一次。大力一点呢。我说得到，做得到。他的确是痛的。我就叫他再过一天就来。他这次不来了，隔了两个星期才来。来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知道他来就是好了，不好来干啥。他说，‘我没事了，所以我来问问你要不要再做。’我说巩固巩固啦。就同他又试迎香穴，针了一次呢，哇，我大力捻针。那个人痛得不行。我看你怕不怕。因为中了枪林弹雨都不知道天地是什么了，但是我这个针刺是知道的，好厉害啊。结果这次针完就没事了。

　　不久，又过两个礼拜，突然有一天，来了两部大军车。我住茅棚的，我去海南岛不住瓦房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恐怖组织，但是我怕砖头，我睡在这里，砖头掉下来，我不是完蛋了吗？但是住草棚，晚上挂起台风来，我就睡在下面，躺在床底下，倒下来，有竹枝为我顶住，死不了。他的那个车哒哒哒哒朝我那边来，文化革命这个时候是高潮，随时随地都会抓人。我想自己没害人，没杀人，没放火，为什么要朝我这边来呢？那个解放军下来，不久呢，我心想看看今天谁倒霉啦。谁知道哒哒哒哒又来了一辆中吉普，差不多开到我的房间外，跳下一个人，就是这个部长，我想他肯定是来感谢的，这时下午四点半钟了。他说，‘靳医生，你有没有空啊，到我们飞机场聚餐。’我说，‘可以，马上通知所有老师全部去，学生派代表。’做我的学生都去干杯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是不能够发达的，做我的学生全部都发达的。在美国国立大学他是做教务长，美国是讲英文的，西医的嘛，他中医能够做人家的教务长，为什么？他的西医和别人一样，平起平坐，中医比别人要高，针灸有发明创造。施敏就是这样的嘛。有些去了英国。所以他们都发达了。我，我不敢发达，稍微错都不行。因为我是国务院学委评委，几届了，我怎么能够丢我们国家的脸啊，坚决不做坏事。大家也一样啊，努力发掘祖国医学遗产，走出世界，就行了嘛。好啦，他来请我们吃饭，吃饭的过程他就问：‘靳医生，你究竟用的什么方法，我住院两次，多长时间都不行，你这个三次就行了。’我自己根本没有想过，怎么样说呢？三次在鼻部针的，‘就把它叫鼻三针’于是呢，鼻三针在海南岛治疗过敏性鼻炎就传开了。他又问我：‘你坐过战斗机没有？’我说没有，民航机我才坐过一次，战斗机不是我们的事。‘那你试一下好不好？’他马上叫一个飞行员来，把我扎得紧紧的，飞上天空。原来战斗机同普通的飞机是不同的，完了又坐直升机，以后我就经常坐直升机了，我抢救很多的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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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有一个人，孙中山的曾孙女，知道我在大良带实习。于是她赶回大良，一家人到了大良以后，就找我看病。她患的是耳聋，女的，结了婚的，二十来岁。你知道二十来岁是很年轻的，有空当然就是“拖手仔”：原来她这个耳朵是全聋的，所以同她讲话，她一定要转另一个耳朵过来听。她找我看，我就给她针啦。当时针啊，没有你们这么好的条件的，在医院多好呀，穿着白大衣工作，我那个时候是她们请我吃饭，马上当场就要针的，我就同她针耳三针，针深一寸半，扎完以后我就刮针，耳三针不是转的，我就刮针，五分钟一次，大概二十分钟，她说怎么呢，耳朵有炸弹啊，轰隆一声，她听到东西了。我们同她讲，她果然听到了。吃完饭以后，她立即打电话同澳门联系，一打通，她就用本来聋的耳朵听到了。就这么一次就解决了。现在我的研究表明，原来不单听力提高，耳朵里的耳毛都动起来的，所以她的听力恢复了。

　　后来又碰上一个人，他是北京电视机三厂经理童军，全国有六个厂都是他的分厂。有一次开会，广东有一个分厂的厂长去，开会时问他：‘童厂长。为什么你的眼睛好象两个不一样的？’他说：‘没有，很好呀，看见你们都很好呀。’结果他蒙上一只眼睛，发现是黑的，原来他视神经萎缩。这次他吃惊了，马上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找最有名的医生，看了半年不行，又转到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又是很有名的，眼科的，又看了半年的时间，还是不好。于是呢，广东的厂长说：‘你来我们广东啦，广州有一个人在中医学院的，你去找他。’结果通过很多渠道，最后还是我同他治疗。因为他专门要我天天给他治疗的，他请假一个月。我就同他针了，用眼三针，眼三针是在眼眶内针三针，针一寸二到一寸半，在眼眶周围，这就等于我们开中药，开杞菊地黄丸，如果是眼结合膜的问题，又痛又红又肿，那么就桑菊饮，银翘散加减就可以了。这是表证外眼的，但是这是里的，所以我针的很深的。针到第二个礼拜，在房间里看对面房子有个窗口，到第三个礼拜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窗口有人头在动了，最后到第四个礼拜，果然看到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那么眼睛看到对面的房子。于是到学院的眼科检查视力恢复到0.7，已经是《羊城晚报》小字都可以看了。这个就是用眼三针。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慢慢开始形成了三针疗法了。

　　有一次，我去法国，刚好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因为扭伤腰，没有办法跳舞。她认识那边的一个院长。院长就说：‘刚好，你来同她治疗。’我了解病史，原来她就是扭伤的。我就同她做腰三针，肾俞，大肠俞，委中，我看见她的委中穴的部位好象有点血管曲张，可能跳舞站得多，我要她面对墙站着，我就消毒，拿一个我们打针的注射针头，一扎，那瘀血喷涌而出，我闪开之后，用棉球在下面接住，然后慢慢停止。治疗完以后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表演了。’那个人是早上九点钟给她治疗的，当天晚上的票就已卖了，如果没有办法表演，就一直停呀停的，现在一针就能表演了。所以针灸除了看病，还可以给人家娱乐。后来有一次，有一个记者来我这里采访，在附院，他八点钟左右来的，我说：‘同志呀，’‘你看，门口那么多人，通通都是我的病人，你自己去问，好不好，谢谢你了。’那么他就自己走过去问，刚好有一批耳聋的，他十一点钟回来讲给我听：‘靳老师，你那边我问了，有十几个耳聋的，有多少未好，有多少个有效’，我说：‘你不管好不好，你如实的反映就行了，不要夸大，缩小一点好，保险一点，不要老是把我宣传得那么响。’那么他就在我旁边看，看我一下子写“鼻三针”，又“耳三针”，又“腰三针”，‘为什么你通通都用三针呢？’其实那些所谓三针三针，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这些通通都是我指导研究生做的，他们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通通都是他们做的，当时我叫他如实反映，我没有时间同他讲，那么多的病人，要不然就不能下班了。结果呢，他就写出来个“靳三针”，以后就陆陆续续“靳三针”轰动巴黎，“靳三针”美国刮旋风，那些报纸都出来了，变成文章，根本就不知道我叫靳瑞，就是“靳三针”就算了，我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