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医者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所不至。而年逾九旬的他，为省市中央首长等官员诊病亦不在少数，但记得起来的官员却几乎没有。反之，也许附院旁边一个三元里农民的特殊病例倒是记清清楚楚。
医术至此，不少人都以为刘老家应该是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的家里，在85、86岁高龄没有坐诊之后，变得农民满座。附近的工人农民知道刘老没有架子，直接找到他家，而刘老也真是从未拒人于门外，一样悉心问病。对于生活穷困者刘老甚至掏钱给人抓药。不媚官，不嫌贫，这是刘老的医品也是人品。
有位朝鲜族的旅日商人，因患糖尿病，经多方医治无效，后经刘仕昌精心治疗痊愈。这位商人多次拜访刘老，以钱物表示感激之情，刘老治好病本身就是对医生最好的回报，坚持不取分文。1980年11月，一位从江西来的长期低热女患者求治于刘老，住在广州市内旅馆，刘老便常常放弃休息时间出诊，甚至废寝忘食，却不取分文报酬。
还有一位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曾在刘老从医65周年之际写过一篇真实感人的文章：《怀济世德、扶回春技》，叙述了他本人两度生命垂危为刘老所挽救的经历：
“那是在1992年，我患上了血小板减少症，住入某大医院治疗。但是，治疗了两个多月，血小板反而不断下降，全身大量出血，免疫功能下降到只有正常值的三十五分之一。全身浮肿，夜不能眠，小便失禁，大便呈黑色硬粒状，每天要靠太太用手挖才能排出。医院先后给我输了7000多C.C.的血和使用了最贵重的西药，但病情却每况愈下。每天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医院的领导和我太太商量，准备采用切除脾脏的最后治疗方案。而这个方案的治愈率最多也只有50%。在此生死边缘之际，友人给我介绍刘仕倡老教授和彭胜权教授，他们随即来到我的病床前会诊。
刘老红颜白发，满脸慈祥。望闻问切之后，仔细为我处方。没想到服用中药后的当天晚上，我就甜睡了一大觉，翌日，感到气促现象少了，胃口好些了。服药两天后，秘结在肠中两、三个月的炭黑色的坚硬粪便，已能自己排出了。服药六天后，大便中的潜血完全转为阴性。为了能早日康复，我们要求转到刘老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继续治疗。由于我住的是省内的大医院，负责治疗我的医师又是该科的权威，把我这样一个危重病人从该院转接来中医附属一院，有些人很怕担责任。刘老和彭教授不但力排众议，还千方百计地为我特设了一间单人病房，继续用中药为我诊治，使我的血小板从危险的值慢慢上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我终于痊愈出院，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一个“最后一搏”的危重病人转院让刘老治疗，这种责任不是一般人所愿意承担的。医者父母心，与其说是刘老的医术挽救了他，毋宁说是刘老的仁慈和大爱让他重返生命的阳光大道。
这位广东工业大学的病人，在七年之后，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又复发了。虽然历经7年，体质大不如前，但刘老义无反顾地接受他住进了附院内四科。奇怪的是，这次采用纯中药治疗，反而在二个半月内就使血小板回到了正常值。刘老还自授予护理、运动、起居饮食及心理调控的方法，让患者感动万分。
刘老实是求是的态度，良好的医德医风，高尚的情操和修养赢得了大家的敬仰。他医术高超，但毫无骄矜之气，甚至有时把自己的病人介绍给曾是他学生的后辈医生处理，培养后辈更快成长。他最鄙夷那些打击他人，抬高自己的做法，从不在病人面前讲别的医生的不是，认为这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刘老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论文，他都要逐字逐句审阅，即使是错别字或标点符号错了他都会一一给予改正。当时刘老85岁高龄，仍坚持每天上班，或到教研室，或到病房会诊，科室活动尽量参加，即使有其他原因不能参加，他都会预先通知科室。他对科室的事如此热心，但却从不去社会上“炒更”赚钱，许多单位重金聘请刘老当顾问，刘老都给予推辞。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刘老的高尚情操和修养以及良好的医德医风，这些正是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在流行病、传染病领域，刘老坚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古训，从来都奔走在第一线。2003年肆虐中华大地的那场“非典”，刘老仍以89岁高龄战斗在第一线。其时他的学生和弟子已让他息诊5年，当听到西医对SARS的治疗并不理想时，刘老心急如焚。作为传统医学的捍卫者，刘老主张中医应发挥其最大作用，但是在学术上一直主张与时俱进的他，却从不排斥西医，反而把中西医结合作为其攻克顽症的最大方略，面对中华民族遭遇的危险和困境，刘老不怕穿过病毒的“枪林弹雨”，亲自带弟子到医院的隔离病区会诊，为患者把脉观病，以中医温病学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国医优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实，了解刘老的人都知道，正是刘老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境界使他无惧一切，再度创造了医疗史上和个人生命史上的辉煌。
这场灾难中，整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创造了医务人员零感染、SARS病患零死亡的奇迹。以致于有人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要颁发抗非典金牌的话，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应该当之无愧地受奖，而在抗非典战斗中，刘老亦获得广东省三等功及广州市先进个人。被媒体称为抗击非典最老的功臣。
刘老以为医学上要不断精进，必须心无旁骛 ，独善其身，即使最简单的守时守纪，他都是几十年如一日。他极少请事假病假,凡开会上课必提前到场,从不推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任务。与刘老共事的人都知道，刘老的钱包和眼镜盒里藏有许多小纸片，堪称小小文件袋。比如说，填表要相片，他随时可拿出来，有急事要找他的学生，卡纸里经常记有电话号码，身份证复印件他总备有1—2张，每天随身携带，从不愿意因自己的遗忘而拖公事的后腿。而当商品经济大潮涌来的时候，别人重金聘请刘老当顾问或高价坐诊，刘老皆婉言谢绝，没有赚过一天“炒更”的钱。
刘老是个中医临床家，他把临床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附院人员编制少，加上文革的动乱，门诊医生非常吃紧，刘老总是当然的一线增援部队，或门诊或病房，或下乡带教，从不计较份内份外。其实，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年过花甲了。也就是因为他的一次外出带教，1973年广东省评选名老中医时，无论资历和学术水平都绰绰有余的他，却永远与之无缘。当时他在肇庆带教，一时疏忽漏报了。刘老回院知道事情原委后，没有半句怨言。直到1993年广东省评选第二批名中医时，领导才发现遗漏了刘老的名字。人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并不是一般的胸襟所能容纳的。1995年，国家亟待抢救的100位师带徒名老中医，刘老却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荣辱不惊，得失皆忘，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界和操守的体现。
刘老治学行医之谨慎态度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学生还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患红斑狼疮的女孩求诊于刘老，这位研究几十年温病的中医泰斗，却没有自己开出方子，他谨慎地带着小患者，找到自己的亲传弟子，在狼疮研治方面颇有建树的钟嘉熙，托咐他诊治此病。这种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令病患及弟子都非常感动。刘老虽非圣贤，但却作出了非一般的圣举。这位小女孩在弟子正确的医治下康复很快，现在已在加拿大生活，一直保持联络，每每感激不尽。因为一生无私的付出和不计回报的奉献，刘老收获的感激又何止万千。
岁月涛涛，大江东去。在有限的生命里，作为一位医者，刘老还收获了一颗世人难得的安宁的心——这无疑是人生最大的逍遥和快乐。
刘老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