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幼承家学，造福乡梓

刘仕昌1914年生于广东惠州，父亲饱览医书，自学成材，行医济世，在当地颇有名气。家父处方时的一丝不苟，辩病时察言观色之细致，患者病愈时由衷的喜悦和谢意，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幼承家训，加上耳濡目染，刘仕昌深感中医治病救人的神效，使之对中医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大志。其时父亲一面传授医术，一面要求他攻读历代医典。从《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陈修园的七十二种医书，夜夜挑灯夜读，反复思辩，并结合患者例证，加深理解。回想起来，刘老感到自己的启蒙读物仍是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当中记载的濒湖脉学、药性歌与汤头歌诀使他一生受用。就这样，白天跟诊实践，晚上读书印证，几年后，刘仕昌的临证经验已经日渐丰富，具备独立出诊的能力。然而，面对临床实践中棘手的病例，刘仕昌深感知识不足，恰逢西学东渐，现代医学教育的兴起，1935年刘仕昌进入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读书，1938年毕业，时值日寇南侵，战火纷飞，温疫流行，刘仕昌随即返回惠州业诊济世，同时与校友之邀任开明中医学校主讲教师。

（2）负笈再造，留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刘仕昌完全可以在当地称为名医或卫生部门领导，安度一生。然而，1956年，对新知识永不满足的刘仕昌却做出了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是来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继续为期一年的深造。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留校任教，之后一直在内科、儿科、温病教研室工作。从此，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医与教。刘仕昌从医从教70多年，医理精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他常教导学生，习应勤，术当精，涉须博。要求学生对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精辟之处要熟读背诵，对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对基础知识书藉要勤读牢记，要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年逾八旬，仍坚持读书，查阅典藉。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时，总是很耐心，百问不厌，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3）慈怀济世，德艺双馨

刘仕昌教授既为人师表，更身体力行。在诊病时，不论病者职位高低，年龄大小，只察病情，不问亲疏。每出专家门诊，求诊者众多，推迟下班已成家常便饭，遇病人因挂不到号而要求加诊，刘老每每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即使在他85、86岁高龄没有坐诊之后，家里却变得农民满座。附近的工人农民知道刘老没有架子，直接找到他家，而刘老也真是从未拒人于门外，一样悉心问病。对于生活穷困者刘老甚至掏钱给人抓药。不媚官，不嫌贫，这是刘老的医品也是人品。1966年冬至1967年春，广州流脑流行。刘仕昌牵头组成治疗小组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成立的专门的流脑病区内，不惧传染，对各例病患进行深入的研究，400多例感染病患，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几乎创造了中西结合治疗流脑的奇迹。刘仕昌教授当时参与拟定的流脑一号到四号方，已作为经典编进教材，成为中医事业的宝贵财富。如果用一条线索概括刘仕昌教授的一生，那么“从宿舍到教研室再到病房”再恰当不过。观刘仕昌教授医德彰显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成功医者所具备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