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剑颖副教授

1. 清化湿热

    劳教授认为，脾胃湿热证系脾失健运，湿浊内生，蕴而化热，湿热相合而成，治疗宜清化湿热，临床上常以祛湿、清热药组方。在清热化湿过程中，注重分解湿热，湿去热孤则易消解，其中尤重于祛湿。湿性勃腻停滞，易滞留体内，胶着不化，使病势缠绵不解；另一方面，热处湿中，湿蕴热中，湿热胶结，遂成蒙蔽。此即叶天士“热自湿中而出，当以湿为本治”、“热从湿中而起，湿不去则热不除也”之论。常选用藿朴夏苓汤加减，祛湿结合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三法，以藿香、厚朴、法半夏、白豆蔻芳香化浊，燥湿理气；猪苓、茯苓淡渗利湿。注重祛湿同时，亦不忽视清热，并常根据热之轻重选用蒲公英、郁金、黄芩、桅子、白花蛇舌草等清热之品，但忌用过于苦寒药，以防冰冻湿邪，栽伤脾胃阳气。正如章虚谷所言：“三焦升降之气，由脾鼓运。中焦和则上下气顺，脾气弱则湿自内生。湿盛而脾不健运，浊壅不行，… …虽有热邪，其内湿盛，而舌苔不燥。当先开泄其湿，而后清热，不可投寒凉，以闭其湿也。”

2. 调理气机，气化湿行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喜燥恶湿，宜升则健；胃喜润恶燥，宜降则和；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湿热之邪，始归脾胃，阻遏气机，郁闭清阳。劳教授强调，治疗脾胃湿热证应以调理脾胃为主，以通达气机为要，常选用四逆散、四磨饮、香苏饮等方加减。临证除以霍香、厚朴、法半夏、白豆蔻芳香化浊，燥湿理气外，还常选用紫苏梗、佛手、木香、乌药、柿蒂、延胡索、甘松等；根据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常选加柿蒂、槟榔等行气、降气之品。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清热化湿、理气药可促进胃动力，调节胃液分泌，减轻或消除胃粘膜充血、水肿、糜烂等炎症反应。

3. 证 、症、病结合

    辨证、辨病、辨症结合是劳教授临证特点。劳教授指出：治病必求其本一“证为本”；不同疾病用不同的辨证方法一“病为枢”；急则治其标一“症为标”。证是疾病的根本矛盾，是症状、体征、病因、病位、疾病转归的综合总结，是疾病在某阶段的共性和总结；症状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它不能反映疾病的本质，从外测内是中医临床的一种思维方式；病包括现代医学的病理、病理生理学及病位等，把证和症、内在和外在、疾病的共性和特殊性紧密地相连。劳教授治疗脾胃湿热证，首先是谨守病机，辨证论治。其次，在辨证基础上，结合具体疾病和病理情况，辨证、辨病结合用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证与西医的病理、病理生理学相结合以指导临床用药，劳教授认为，脾胃湿热证是一种急性、亚急性炎症反应，粘膜常呈现充血水肿，局部血循环障碍，这是疾病的共性，临床常选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癖之品以提高疗效，也是治法的共性。二是辨证结合到某一疾病，用药又有所不同，如消化性溃疡患者局部溃疡病灶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炎症活动，同时研究结果还证实病灶局部的血循环障碍是溃疡病缠绵难愈的重要原因。溃疡局部炎症活动与血循环障碍这两大因素与溃疡并存，因此,在辨证治疗溃疡病的基础上,常加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痕之品，如蒲公英、白花蛇舌草、黄连、川芍、丹参、赤芍、三七末等。莪术、半枝莲具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胃癌癌前病变者，常选加半枝莲、莪术等。病证结合之外，如患者出现典型症状，可根据症状选药，即病、证、症结合。疼痛明显者加延胡索、两面针、救必应；嗳气明显加柿蒂、代赭石；溃疡或出血者加白及、三七、紫珠草；泛酸明显加乌贝散、瓦楞子等。

4. 调摄生活，脾胃得固

    劳教授认为，脾胃湿热证之病因，虽可概括为饮食失节、情志不遂、内伤劳倦，但与古代相比，内涵已大不相同。金元时期，战事频繁，民不聊生，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脾胃之疾广为流行，李东垣指出“饮食不节则胃病”、“形体劳役则脾病”，于此基础上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名言，并创立了补土派。但时下之脾胃病多由过食膏粱厚味、煎炒油腻，或烟、酒、茶、冷冻饮料等为患。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快节奏和高压力，情志因素和内伤劳倦在患脾胃病中影响越来越大。治疗中要配合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明确病因，有的放矢，并嘱患者以饮食调理，慎食肥腻、不易消化及生冷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