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胜权教授是岭南温病的著名医家之一，在1986年起首倡岭南温病研究，岭南温病学是中医温病学和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以岭南地区地理环境因素对岭南人体体质、温病发生发展规律和治疗的影响及其机制为主要研究方向。目的在于阐明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探索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规律。

     中医历来重视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和社会特点进行辨证论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提出：“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敞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 其治宜微针。”

     岭南医家对急性外感热病很早就有认识，晋代葛洪对丹毒、恙虫病等的临床表现就有较准确的论述，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已明确提出岭南之地理、气候及饮食习惯、人的体质均与中原有异，并载有不少防治温病的方剂，如其中提到：“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清代岭南医家何梦瑶在《医碥》中强调南方“凡病多火”、“多湿”，其关于火与湿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岭南温病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后潘大纪著《南北喉症辨异》、李朝栋著《寒温条辨治疫汇编》、梁国珩著《救疫全生篇》、黎佩兰著《良方释疑》等关于温疫诊治方法的研究，对岭南温病学发展均作出一定的贡献。

     到了清末民初，研究温病的岭南医家日众，如潘兰坪指出岭南夏暑炎热季节长，热盛汗频泄，炎暑伤气，多津气两伤并见，提出“先养胃汁法”和“甘淡护津气法”，其治暑证多以暑湿立法，符合岭南温病的实际。杨鹤龄对小儿温病证治研究深刻，认为“南方卑湿”，“湿温一症，小儿感染颇多”，“粤有之与江浙，气候地土又复不同”，“用药之法，不无差异”。其后的陈任枚认为岭南温病的发生，多是先有伏热体质而复感温邪，对温病伏热不易退者，主张辛凉透泄、滑利二便，使温邪无所伏藏；又谓岭南土卑地薄，春夏淫雨，潮湿特甚，春温夏暑，须加生薏仁、绵茵陈、丝瓜络、白通草、大豆卷等。刘赤选立清气、祛湿、生津为温病气分证治疗大法，将血分证归纳为血分热毒炽盛和真阴亏损两大类，对后者主张“利用甘润养阴之方，以达到壮水制火为目的”，补充了叶天士“到气才可清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之不足；认为岭南暑湿、湿温多见，不为四时所拘。陈任枚、刘赤选、梁子居、钟少桃、甘伊周等医家为广东多家中医学校编写的《温病学讲义》对岭南温病的证治特点亦有阐发。

     近代，以刘仕昌、彭胜权、林培政、钟嘉熙等教授为带头人，坚持研究岭南温病数十年，促进和丰富了岭南温病内容，对岭南地区温病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气候类同的热带、亚热带国家或地区的温病防治有直接指导意义。同时丰富了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资源，推动了学科和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彭胜权教授在前人基础上著有《岭南温病研究与临床》，对岭南温病医家学术思想、经验、证治特点和实验研究做了较全面的总结，规范了岭南温病学术理论，是岭南温病学术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彭老在长期与热病、感染性疾病做斗争的同时，对病毒性疾病尤其精辟的认识，尤其在病毒性感染方面，他以温病伏气理论为指导，认为乙型肝炎之所以慢性化，乃肾虚疫毒内伏肝血，待正气不足、气候变化，伏邪自内而发，则见发病。故在此病因病机理论基础上，提出补肾清毒法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今，作为彭胜权名老中医医工作室的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吴智兵教授、林兴栋教授等正致力于对岭南温病进行临床和实验研究。吴智兵教授主持和参与了多项有关岭南温病和温病湿热证的科研项目和临床研究，在温病湿热证动物模型及发病机理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对温病湿热证的治疗思路和治疗禁忌提出了见解；认为温病湿热证的治疗首先要分清治湿为主还是治热为主，主要根据湿热的偏重和湿邪的标本进行分析判断；其次要以分解湿热为治疗原则，通过宣通散发湿郁、清解蕴热、驱邪外出等方法实现分解湿热。